2.坎坷行进下白区工运的星星火种

    经过“四一二”和“七一五”两次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神州大地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动军事独裁集团，一方面举起屠刀，疯狂镇压革命的工人运动；一方面接过工会的大旗，组织御用工会；同时运用多种政治手段，颁布种种法令法规控制工人运动，严禁工人罢工、怠工、集会、游行。所有这些手段的运用，其目的就是要彻底剥夺工人阶级在革命高潮时期争得的一切政治权利。在这种大形势下，资本家也纷纷反攻倒算，不仅撕毁了所有对工人有利的劳资协议，而且还大批开除参加过斗争的工人。一时间，真可谓黑云压城、阴霾满天。

    为了挽救处于危难中的革命力量，中共中央进行了紧急改组，并决定于1927年7月下旬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南下广东。鉴于时局的紧迫需要，决定集结革命力量在南昌举行暴动，8月1日发动了著名的“南昌起义”。8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秘密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改组了党的领导机构，结束了党的右倾错误。

    但是，由于不懂得复杂的斗争情势需要运用灵活多样的斗争策略，不善于利用国民党的御用工会以及利用公开合法的条件和敌人内部的分歧进行合法的斗争，在“八七”会议上通过的《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随后发表的《反抗压迫工人工会的宣言》，对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都未能作出正确客观的判断，不承认革命的失败，看不到在中心城市敌人统治势力的强大，以及他们对工人运动镇压的残酷，还一如既往地号召工人像革命高潮时期那样“勇往直前的奋斗”，时刻准备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推翻反革命政权。全国总工会对合法存在的工会一律斥之为“黄色工会”，认为“职工运动目前的重要点，就是真工会与假工会之战”，坚持“秘密地组织起来，仍照从前一样指导全国工人的斗争”，要求“工人阶级只能承认我们工人选举的真正工会领袖，反对新军阀无耻官僚的御用工贼霸占与改组的假工会”。虽然这些浴血反抗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都的确给了反动统治集团沉重的打击，然而，力量对比的悬殊势必使工人运动受到更大损失。潜滋暗长的“左”倾思潮也必然会严重影响领导者的判断力，使革命的征程更加曲折坎坷。

    党在摆脱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后，却又接连出现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三次“左”倾错误都未能顺应中国革命的中心向农村转移的形势，将白区工人运动的方针、政策采取相应的改变，反而坚持城市中心论，看不清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力量尤其是工会组织与工运领袖惨遭镇压、工运力量严重受挫、革命处于敌强我弱的低潮期，不承认城市中敌强我弱的事实，更看不到中国产业工人队伍弱小的真实现状，还在幻想着如同十月革命一样的一呼百诺，一举推翻反革命政权。因而不断要求工会工作以夺取政权为目标，不断策划暴动。他们要求工人暴动、暴动、再暴动，结果使得大革命失败后幸存下来的那一点点有组织的工人有生力量，受到了几乎倾覆性的打击。中共六大统计数据表明，当时，全国工会由734个锐减到81个，工会会员人数很少，而且不能公开活动。暴动带来的惨痛教训，也逼迫那些热血领导者冷静下来思考对策。于是，1928年6月，中共的六大开始部分地纠正了党内的“左”倾错误，使得白区工人运动有了一定恢复。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的加剧，也为工人运动的发展创造了契机。随着革命形势的稍稍好转，党内的“左”倾思想又重新抬头。1929年11月7日至11日，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出席会议的29位代表，代表着10多个地区的3.9万多名赤色工会会员。五次劳大作出了《全国工人斗争决议案》等12个决议案，总的指导思想是“革命高潮就要到来”，工人运动的方针“已不是发动日常斗争”，而是组织政治罢工“实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中共中央政治局1930年6月还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制定了一个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雷厉风行地把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团、工会的领导机关合并成了各级行动委员会，为起义做准备。这个计划落实的结果，是工人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赤色工会组织被破坏，工会干部被捕被杀。赤色工会会员从计划制定时的2012人，短短半年时间，只剩下了700人。据1930年10月统计，在中国工人最集中的上海，赤色工会的会员已不到300人，赤色工会的会员比党员还少。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上台后，清算了李立三的“左”倾政策。然而，他们认为李立三的错误是在“左”的词句下掩盖的右倾实质。在这种教条主义的“左”倾错误下，全国总工会在“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的口号下，经常无条件地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游行示威以及武装暴动等冒险行动，几乎把纪念节变成了冒险主义“教徒”的“礼拜日”，使党和赤色工会几乎损失殆尽。到1932年底，全国总工会领导机关在白区已无法立足，被迫迁到苏区，组建了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而白区工作则由1933年建立的全总华北办事处和全总上海执行局承担，这两个机关也先后于1935年和1936年6月结束了活动，白区工会工作基本陷入停顿。

    从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底，在长达８年多的时间里，在中共的三次“左”倾错误的领导下，白区工人运动在坎坷中艰难行进。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中共认识到“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方式，必须有彻底的转变”，同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策略，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重大转变，也清算了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实现了白区工运方向的根本转变，使白区工会工作有了正确的方向。

    从1935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随着民族矛盾的上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运方针、任务与策略逐渐发生了转变。这些转变主要有：工运不再是暴动，而以防御为主，以积蓄力量以待机会；讲究斗争策略，利用一切合法、非法、公开、秘密的方式争取政治的、经济的、日常的、具体的胜利；取消秘密的赤色工会，采用灵活多样的组织形式，广泛联系和组织广大工人群众。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日渐高涨，各地纷纷成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在救国会中，工人阶级是主要力量。而在日本加紧对华军事侵略的同时，日本资本家也利用其在中国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拼命排挤中国民族工商业，更加残酷剥削中国劳工，于是，各地工人频繁反抗，火山终于在沉默中爆发！1936年11月，在中共领导的工会组织主导下，上海全市30家日本纱厂４万余工人举行罢工，经过近20天的抗争、相持，迫使日本资本家部分地接受了罢工条件。几乎与此同时，青岛9家日本纱厂２。４两余工人在工会领导下举行反日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

    上海、青岛日本纱厂两次罢工的胜利，是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引下取得的，也是运用新的工人运动方针策略的胜利。这个胜利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是白区工人经济斗争与抗日救亡运动相结合的胜利，因之成为了抗日战争准备阶段的重大事件之一，被毛泽东同志称为中国革命新时期第一阶段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