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场上为国争光

　　“鲁宏勋班”亦称“航空鲁班”，前身就是我提出成立的编程组。在导弹院，谁要是能进入“航空鲁班”，那可是要被人竖着大拇指夸赞的；在中国航空工业，“航空鲁班”更是响当当的高技能精英班组，是顶尖技术能手和技能班组的代名词。

　　王宝栋是我的大徒弟，我俩曾经在“航空鲁班”上演过“师徒竞技”：199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荣获“全国技术能手”，第一个超越了我这个师父。4年后，我也获得了“全国技术能手”称号，两年后登上中华技能大奖的领奖台，又超越了徒弟王宝栋。

　　现在“航空鲁班”的31名成员中，有6名全国技术能手、7名省部级技术能手、3名航空工业首席技能专家以及1位世界技能大赛金牌选手，可以说每一个人都身怀绝技，是数控加工领域的技术能手。

　　我带出了许多响当当的徒弟，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但我没有停止进取，更把目光投向了国际赛场。我不光要带出全国冠军，还要带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

　　数控水平代表着一个国家在精度加工领域的制造能力，是“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体现。在有“技能奥林匹克”之称的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我连续4届担任数控铣项目中国的专家、教练。

　　第41届，我带领中国数控铣项目取得第6名；第42届，我们摘得铜牌；第43届，我们实现了金牌零的突破；第44届，我们蝉联冠军。四届大赛，一次一个飞越，在国际赛场上奏响中国技能人才的最强音，为中国工人争了气，为祖国和人民争了光！

　　与金牌同样闪光的还有我为之付出的汗水。从洛阳到北京，上千公里的路程我奔波了很多次。

　　很少有人知道，我曾深受病痛的折磨。因为天天盯着电脑屏幕，我患上了视网膜血管阻塞，视力急剧下降；为选手拆卸工具箱时，不慎肋骨骨裂，我吃着止疼药，每天坚持出现在赛场，稳定选手的情绪，让他们发挥出最高的水平。

　　功夫不负有心人，历经连续3届冲金之战，最终在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选手摘得了金牌，一举打破了德国、日本等制造强国对该项目金牌的长期垄断。

　　2015年8月26日，我带领着年轻的中国技术工人走上世界冠军的领奖台。面对着鲜艳的国旗，我把右手放在胸口，高唱国歌，流下热泪：“我终于实现了我们中国技术工人的梦想！”

　　那一年，我52岁。比赛下来，我整个人消瘦了很多，鬓角的白发也更加明显。鲜花、掌声、聚光灯一齐涌来时，我的心早已飞回了祖国。那个时刻，我只想赶紧回家，在小孙女没有睡觉之前，亲亲她的脸蛋，感受一下家庭的温馨。

　　2017年10月，我率领的中国工匠又一次在世界技能大赛上书写辉煌：由我指导的中国选手杨登辉发挥出色，夺得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铣项目金牌，并获得中国代表队国家最佳奖。

　　我追求的大国工匠精神

　　我的职业生涯可分为三个阶段：苦干、巧干到创新。苦干，打动了师傅和领导，为今后的成长奠定了基础；巧干，为自己提供了展现自我的舞台；创新，则证明了铸造高精尖产品的实力。

　　在航空工业系统、全国数控铣领域，我从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大国工匠”，每一次进步都是通过技术积累和创新，体现工匠精神：通过技术积累，我增加了自身解决技术难题的能力；通过技术创新，我又让自己在精益求精的技术道路上一步一步地前进，证明和展现了自身的技术才能。

　　我对于工匠精神的理解，一是要刻苦钻研，把简单的事情做得不简单；二是要追求创新，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

　　在我的工匠生涯中，“创新”是一个高频词。但最初在数控机床上搞创新，是为了减少加班、熬夜和重复低效率、高强度的劳动，尽快下班和工友们玩，才开始琢磨“偷懒”的方法。

　　第一次创新，我改变了零件的加工方法，自行设计、制作了一次加工12件零件的工装，还重新编写了加工程序。使零件的加工效率提高了4倍多，更让原先要几分钟更换一次刀具，变成十几甚至几十分钟才更换一次刀具，大大地减轻了自己的劳动强度。

　　正是这次“偷懒”成功，让我体验到了创新的快乐，并在创新的道路上不断前行，腾出时间和精力铸造更多高精尖产品。有一次，我们接到加工一个精度高、结构复杂的零件的任务。尽管使用了院内最精密的数控机床，依然需要3个多小时才能加工一件，严重影响了产品的交付进度。后来经过改进，时间总算压缩到了40余分钟，但我仍然不满足。在对零件结构、装配关系、使用性能等方面深入分析后，我提出了新的工艺方案，并设计制造出一套全新的专用装置。最终，这个零件的加工时间缩短到几分钟。

　　工匠精神重在坚守，在坚守中修炼出耐得住寂寞的人生境界；工匠精神更需传承，在传承中延续功成不必在我的奉献精神。

　　以国家需要为己任，投身祖国航空事业，钻研产品、传承技艺，不求名利、不计回报，这就是我追求的大国工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