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题：让农民工不再“年年讨薪年年难”——透视农民工工资保障机制变迁

　　新华社记者叶昊鸣、邬慧颖、黄浩苑

　　改革开放的40年见证了南来北往的打工潮，也品味了千千万万农民工的酸甜苦辣，而“农民工讨薪难”始终是其中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40年来，无论是农民工自己讨薪，还是政府、机构维权，不断获得聚焦的背后，是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是社会大众的积极关注，也是工资保障机制不断完善、不断提高的一条变迁之路。

　　旧时讨薪路，道阻且艰

　　1997年，已经在广东顺德一家民营电器厂担任车间组长的黎永汉，遭遇了人生第一次欠薪。

　　“那是我进厂后的第4年。前几年工资都是按时发，但从那一年开始，电器厂开始拖欠员工工资，到最后就完全不给了。”黎永汉说。

　　已经介绍了不少湖南老乡来这里打工的黎永汉，深受年轻职工信任。为了要回自己的辛苦钱，被推举为职工代表的他前去与厂方谈判。“本以为会遇到刁难，但电器厂领导却态度很好。”一个月后，黎永汉的工资全部被补齐，但他手下的部分工人却遭到了辞退。

　　这是当时珠三角地区工厂的惯用手段：先安抚并满足代表职工出面的“领头人”的要求，随后迅速辞退讨薪闹事的普通员工。黎永汉虽然没有受到利益损伤，但却被辞退的职工责骂。

　　与黎永汉的遭遇相比，当时重庆市荣昌县（现为荣昌区）的陈廷灿与他308名农民工兄弟姐妹的讨薪之路，更显曲折艰难。

　　“我们1998年在荣昌县西部宾馆干活，1999年春节后，工程还没竣工承办单位就跑了，我们17.6万元的工资没影了。”陈廷灿说，这笔钱对于他们来说，有的是治病的救命钱，有的则是子女学费的救急钱。

　　陈廷灿和其他3名工友被推选为代表，踏上了寻找项目负责人刘桂斌的5年讨薪之路。“5年中，我们无数次找过刘桂斌，但每次都是无功而返。有一次他甚至找来了十几个满脸伤疤的‘黑社会’，把我们揍了一顿。”提起当年的事，陈廷灿依然十分激动。

　　最终在当时荣昌县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下，这309名农民工在法院立了案，并且免缴了6000多元的诉讼费和800多元的执行费。

　　黎永汉和陈廷灿的案例，是二三十年前农民工讨薪难问题的写照。

　　政府维权，讨薪之“苦”不再久矣

　　时间的指针划向了新世纪。虽然维权讨薪的现象依旧存在，但无论是在力量还是方式上，都有了极大的变化。

　　“我刚到这里做工1个多月。前几天，工地给我办的银行卡上突然多了5000多元钱，我才想起这是我上个月的工钱。”正在新余北湖帝景项目做工的朱毛古说，这是他第一次按月领取工资。

　　而就在今年年初，这个拥有8年多模板工经验的江西汉子还在为如何上老板家、项目部讨回被拖欠的1万多元工资烦恼不已，根本没有想过，自己也能够像白领一样，按月领取工资，不再受讨薪之“苦”。

　　朱毛古的经历，是江西省从源头治理农民工工资拖欠顽疾的其中一例。自2016年1月起，江西省重点从规范劳动合同，规范农民工基本信息采集、录入、上传和更新，规范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和预存工资，规范农民工工资核算，规范农民工工资支付，规范农民工工资监管等6个方面监管农民工工资支付。截至2018年9月底，江西省11个设区市本级、120个县区及开发区共3372个新开工建设项目纳入农民工工资实名制监管信息系统,通过专用账户为19.89万名农民工发放工资14.6亿元，纳入实名制监管的建设工程项目未发生一起欠薪闹薪事件，政府“帮忙”讨薪取得明显成效。

　　而在广东，这股维权的力量更加庞大，方式也更加多样化。

　　“从现在起到明年初，广东全省各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开展‘百日清案’行动，对2018年以来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工资争议案件，依法做到有案必立。对涉及人数较多、涉案金额较大的集体争议案件，将采取挂牌督办、邀请多方代表调解仲裁等方式处理，确保实现涉及农民工工资案件在春节前基本审结。”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广东省仲裁机构已为7.3万名农民工追回工资、经济补偿及社保等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