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反映农民工的急迫诉求当成自己的使命”

　　盛明富在工人日报社先后担任了机动记者、记者部主任、总编辑助理、副总编辑，并在1999年走上总编辑的岗位。2000年，他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他还是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

　　在新闻报道的过程中，他持续的关注着农民工群体，然而，他们的不解之缘并不止于此。随后，他又担任了中国农林水利气象工会主席、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作为第一产业的工会主席，他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调研，了解基层职工的需求，并将这些做成提案，带上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在2008年到2018年，做全国政协委员的十年间，盛明富多次就困难群体权益保护的问题进行提案，其中涉及到的基层职工大多为农民工。

　　到云南的黎明农场调研时，盛明富看到农场职工的住房还是上世纪60年代盖的，家里除了一张床和一辆自行车外，家徒四壁。“那时是2008年，我们从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过去，都不敢相信现实，这部分群体必须引起政府与工会的关注。”

　　盛明富告诉记者，农垦职工曾经在我们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对稳定边疆、发展边疆起了很大作用。但随后的这些年，发展相对比较慢，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政策都没能覆盖到农垦职工身上。

　　2008年两会期间，盛明富专门有一份提案，要求关注农垦职工的医疗保险。第二年，针对他的提案，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给予了答复，黑龙江、新疆兵团等地开始着手解决这些人的医疗保险问题，把党和政府的关心落到了农垦职工身上。

　　让分布在高山、荒漠、高原的700多个艰苦气象台站的职工，尽早改善工作生活条件，更加体面地劳动，也是盛明富一直关心的问题。围绕如何解决基层职工的生产生活问题，盛明富曾先后写过六七份提案。

　　不仅以政协委员的身份提案，作为中国农林水利气象工会主席，他号召工会系统通过“职工书屋”项目，向全国的艰苦行业和地区捐赠图书，以改善那里农民工兄弟的精神文化生活。

　　“工会主席的使命就是要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职工群众。在第一产业，基层最需要维护、最需要服务和关注的群体就是农民工群体。反映他们的酸甜苦辣、所思所想，就是我的使命。” 盛明富神情严肃地说道。

　　“带着知识分子的良知，书写农民工迁徙的历史”

　　盛明富从事新闻工作的24年，正是中国农民工从形成到发展的阶段。他目睹了农民工迁徙的艰难、与资本大鳄博弈的惨烈后，开始试着用文字记录下农民工迁徙的脚步。后来，由于工作岗位的变化，写作计划一度中止。

　　在中国农林水利工会工作的12年间，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都与农民工密切相关。对他们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了解的越多，盛明富内心冲动感便越强。为了迎接改革开放40周年，他快马加鞭，夜以继日，加快创作步伐。终于在今年7月，约50万字的专著《中国农民工40年（1978—2018）》由中国工人出版社正式出版。

　　这本书的内容分为大潮涌起、“双潮”叠加、前赴后继、走向融合四个篇章。盛明富说，中国农民工群体从产生、发展到融入的历史，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就是新体制、新法规、新政策不断建立和完善的历史，就是人不断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历史，就是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提及这本书的创作初衷，盛明富提起了自己另一层很深的农民工情结。盛明富的老家安徽舒城属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与他同村的两个同龄人有一个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外出打工，至今60多岁了仍在城乡之间不断地奔波；另一个一直在农村做农活，家庭条件也相对更差一些。盛明富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也都曾加入了打工者的行列。每年春节，这些老老少少回家过年时，盛明富都能听到他们讲述打工的故事，诉说迁徙的艰辛，感受他们跋涉的汗水和泪水。

　　“无论你干什么，无论你离家有多远，这种情结都深入骨髓，挥之不去。正是这种情结，给了我勇气，让我带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去书写他们迁徙的历史。”在这本书的后记中，他这样写道。

　　在盛明富看来，一部农民工迁徙的历史就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和社会发展史。这本书以时间为脉、以重大事件为珠，以公开见报的事实为依据，通过见闻、见证与思考，把农民工与资本博弈、与旧体制抗争和与新体制建立互动的重要事件节点相串，反映农民工迁徙的历史进程。

　　由于农民工的迁徙仍在进行中，因此，书中还对有关问题的解决和政策举措的落实给出了意见和建议，意在推动这一举世瞩目的“迁徙工程”能够完美“收官”。

　　“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对过去已发生的各类迁徙事件进行梳理和反思，让今天的人们和后来者看清中国农民工大迁徙的轨迹，以史为鉴，昭示未来。”盛明富预测，再过若干年，中国的农民工将完成迁徙的使命，社会舞台上也不会再有农民工这个特殊的群体。但是，只要有城乡差别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流动就不会停止；只要有社会流动，就会有旧有秩序的打破和新秩序的建立，就会有矛盾和摩擦。

　　对此，盛明富从社会学的角度上分析，社会流动往往是社会前进的动力。然而，如果不能及时而有效地化解由社会流动引发的矛盾和问题，社会流动又可能会因矛盾激化而导致社会震荡，阻碍社会前进的步伐。“倘若能从过去的事件中汲取经验教训，扬长避短少走弯路，则是民众之幸、社会之幸。”

　　对话盛明富

　　必须将新生代农民工打造成优秀的产业工人

　　劳动午报：在您看来，新时代的农民工与传统的农民工有何不同？

　　盛明富：从第一代农民工，到现在的第二代农民工，不久之后还会有第三代农民工，这是一个发展的概念。相对于传统农民工，新时代的农民工有自身的特点，例如，文化素质要高于老一代农民工，方方面面的生活条件也优于老一代农民工。

　　老一代的农民工进城打工的目的是为了改善生活，然而农村经过了几代的积累，如今即使不出来打工也能生存下去。新一代农民工到城市来不仅是改善生活，还有谋求自身发展的更大目标。

　　当然，新时代农民工相对于传统农民工也有不足之处，普遍没有经历过农村的生产劳动，缺乏吃苦耐劳的品质，容易受到城市五光十色的影响。因此，要把新生代农民工打造成新兴的产业工人，任重而道远。

　　劳动午报：把新生代农民工打造成新兴的产业工人，具体有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盛明富：在我看来，需要解决的是两个门槛的问题。

　　第一是技能门槛，这不仅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门槛，也是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门槛。当下，全国东西南北中，全部都缺技能人才，尤其是高技能人才，供需严重失衡。从农民工的视角来看，能否最终融入城镇、能否顺利转型为新兴产业工人，能否以一代“大国工匠”的身份托起“中国创造”的明天，关键依靠技能水平的提升和自身素质的提高。

　　第二个是文明的门槛，文明是一种综合素质的体现，需要社会培育和自我涵养。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要将长期在农村生活所形成的习惯和行为方式，向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所遵循的公共秩序、公共道德和公共行为准则等行为方式转变。这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文明的发展和提升。这种发展和提升，对于一个庞大的群体来说，同样是融入城市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必要条件。

　　劳动午报：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工会组织应如何作为？

　　盛明富：在帮助农民工打破技能门槛方面，工会大有作为。首先，工会有组织优势，从上到下的各级单位都有工会组织，可以通过开展技能竞赛，调动大家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其次，工会具有阵地优势，大多拥有自己的培训机构，可以加大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力度，提升他们的技能水平。

　　此外，工会有丰富的资源优势，可以充分发挥劳模和大国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这些人同时具有老黄牛的品质和千里马的技能，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人，也是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工会应该发挥创新工作室的平台作用，引领更多的农民工成为高技术的新兴产业工人。

　　□本报记者 刘欣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