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钢京唐公司

　　①上世纪80年代初，职工们讨论炼钢技术问题。

　　②2010年12月，首钢老厂区最后一炉钢冶炼。

　　③2010年12月29日，首钢职工程国庆巡查第三炼钢厂厂房，曾经热火朝天的厂房已空空荡荡。停产后，他选择了留守，主要工作是看护设备，打扫卫生，养护绿化带。 本报记者 杨登峰 摄

　　④2015年5月25日傍晚，悬挂23年的首钢集团总公司的厂牌缓缓落下。 本报记者 许之丰 摄

　　⑤2016年5月，北京冬奥组委入驻首钢园区。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首钢供图）

　　作为特大型国企，首钢的每一步发展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探路者、先导者的示范意义，为国企及工业企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他们“敢闯敢坚持敢于苦干硬干，敢担当敢创新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也鼓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产业工人。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梁宗平将首钢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概括为“三步跨栏”：

　　一是“承包制”，从哪怕是盖一个厕所也要申请国家计划专项使用资金，到获得经营管理自主权后，生产力大解放，实现了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大增长，创造了工业企业改革的“首钢模式”；

　　二是首钢大搬迁，钢铁主业从北京搬迁到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建起了一座临海靠港、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千万吨级大型钢铁企业，成为疏解非首都功能、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先头部队；

　　三是正在进行的，要在北京老厂区打造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

　　每一步改革中，至关重要的是实现越来越好的发展。

　　——题记

　　三四十年前，在北京一提起首钢，没有人不知道，没有人不羡慕；二十几年前，说到首钢，也是为人所熟悉的。而近年来，首钢似乎有些沉寂了。

　　“首钢不是停产了吗”“首钢不是搬走了吗”“首钢不是改成冬奥组委的办公室了吗”“我知道首钢男篮”……这些反应和印象，与实际情况相差很远。

　　从“工厂”到“企业”

　　11月26日，记者与首钢宣传部的同志约好一起去位于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的首钢京唐公司采访。和记者同车前往的是几位退休老同志，当年都是首钢的笔杆子。这次他们受邀回首钢，为纪念明年的首钢建厂100周年编书。

　　途中，大家说到不久前几家新媒体搞的“改革开放40年40企40人”网络投票，首钢老领导周冠五名列其中。

　　“那可是首钢改革的功臣，是当年中国工业企业改革的旗帜和先锋啊！”说起周冠五，几位老人非常激动，为自己经历了首钢的周冠五时代而自豪。

　　“当年最让首钢出彩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首钢在全国工业战线率先实行了‘承包制’。”

　　一路上，大家七嘴八舌回忆着当年首钢的改革故事。

　　首钢改革之前，国家下达多少任务就生产多少，企业的生产销售都是国家计划好的，企业能挣多少钱也是有数的，按部就班地做就可以了。哪怕是企业要盖一个厕所，也须国家计划中有专项的使用资金才行。

　　“周冠五是个有胆识的人！”1979年3月，首钢主动申请扩大企业权限试点，当年5月就被国家经委等6部委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8家试点企业之一。紧接着，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等5个改革的配套文件一并发布。

　　据老人们讲，首钢的“承包制”是企业获得自主权后，被“逼”出来的。

　　1981年，国家对钢铁限产，首钢的减产任务是36万吨，占上一年度总产钢量的9%。然而几乎同时，北京市政府下达了指令：作为北京市工业企业的“排头兵”，首钢当年的上缴利润要力保达到2.7亿元。而实际是，“把首钢的全部家底都抖出来，满打满算利润最多2.65亿元，都缴上去了，等于企业留成一分钱都没有，职工的福利更不可能了。”

　　无奈之下，周冠五提出了“利润包干”，即在保证完成2.7亿元利润上缴的前提下，超额的利润由首钢按4∶3∶3的比例自主分配使用——40%用于生产发展，30%用于职工集体福利，30%用于工资奖励。

　　“这样的想法在当时是很大胆的。不能不说是当年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结果。很了不起！”老人们说。

　　如此改革的结果是，当年，首钢的利润达到了3.16亿元。在上缴2.7亿元后，首钢第一次有了可以自主支配的4000多万元。

　　尝到了甜头的首钢，随即在“利润包干”的基础上，提出了“利润递增包干”的新承包方案：以1981年上缴利润2.7亿元为基数，每年递增7.2%上缴国家，超额的部分归首钢，按照60%用于生产发展、20%用于职工集体福利、20%用于工资奖励的方式，分配使用。

　　资料显示，“承包制”给首钢带来的综合效益非常明显：到1988年，首钢铁矿石产量1975万吨、生铁产量336万吨、钢产量357万吨、成品钢材产量314万吨，分别是1978年的175.9%、137%、199.4%、268.4%。企业积累增加，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职工收入翻番增长。

　　首钢“承包制”实行了15年。到1994年，首钢钢产量从1978年的179万吨扩大到824万吨，名列全国第一。

　　当时，首钢的改革尤其是“承包制”所取得的成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1982年介绍首钢“承包制”的书籍发行量高达40万册，全国各地每年有上万人次来首钢参观学习。首钢成为全国工业改革发展的一面旗帜，周冠五也成为中国经济界的风云人物，在1985年登上了《中国企业家》创刊号的封面。老人们表示：“没有周冠五就没有当年首钢的‘承包制’，没有‘承包制’就没有首钢后来的腾飞。”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首钢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工厂”开始了向市场经济时代的“企业”转变。

　　一场险情，一番讨论

　　同车的几位老人年龄都在60多岁，亲历了首钢改革的整个过程。他们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有这么一说：农村改革看小岗，工业改革看首钢。

　　“但首钢的‘承包制’绝不是‘一包了之’，与之配套的还有从严治厂的措施。”

　　当年周冠五推出的“三个百分之百”的“岗位责任制”，让老人们记忆犹新：规章制度必须百分之百地执行；违章违制百分之百地登记上报；违章违制者不论是否造成损失，都要百分之百地取消当月奖金。

　　当时推行的岗位责任制“非常严”。比如，迟到一分钟或者在车间不戴安全帽，都会被扣奖金。一般的违规最少扣罚一个月的奖金，严重的则要罚去三个月甚至更多的奖金。

　　当时还有一个故事上了《工人日报》，引起了一番讨论——

　　一天上午，炼铁厂修理车间起重班为二高炉更换热风阀。突然，12.5吨重的热风阀在空中打起了转，钢丝绳拧成了麻花，出现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