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大革命高潮中的工人运动

    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不久，席卷全国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就爆发了。这次运动爆发的导火索是“顾正红血案”。1925年2月9日，上海日资的22个纱厂4万余人为抗议厂方无故开除40余名工人，拘捕4名工人代表，在中共党员邓中夏、刘华等人领导下举行了震惊远东的大罢工。上海二月罢工胜利后，工会组织迅速发展，引起了日资企业上海内外棉七厂管理人员的恐慌，他们决定利用纱布市场清淡之机，向工人反扑，撕毁协议，取缔工会，开除积极分子，甚至关厂停业。1925年5月15日，日本资本家枪杀了领导工友反对关厂斗争的共产党员顾正红。血案发生后，迅速激怒了工人、学生和市民等各界群众。5月30日，各界群众在上海租界举行游行示威，英帝国主义者指挥巡捕开排枪，射杀聚集在老闸捕房门前示威的工人、学生和市民，当场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轻伤无数，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5月31日晚，上海总工会宣告成立，并立即发表了《告全体工友书》，宣布从6月1日起举行全市总罢工。到7月21日，参加罢工的工厂达到206个，罢工人数达20余万。在领导工人进行总同盟罢工的同时，上海总工会也利用有利的革命形势，推动了各行各业工人的组织与联合。罢工期间，组织上海各厂工会的运动进入一个蓬勃发展时期，每天都有新的工会宣告成立。到6月7日，上海总工会所属基层工会已由五卅前的20个增加至44个，到6月10日增加至67个，到7月28日猛增至117个，会员人数达22万人。同时，全国的工会组织也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中，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全总领导下的各地区总工会和全国性产业工会纷纷建立， 1925年7月6日，由青岛港政局、水道局等单位工会和胶济路总工会联合成立青岛工界联合会；7月20日，济南工人总工会也秘密成立；1925年8月4日，天津总工会宣告成立；1925年9月18日，河南全省总工会在郑州成立。

    省港大罢工是广州和香港工人为声援五卅运动而举行的。6月19日，首先是10万香港罢工工人，陆续回到广州，接着沙面洋务工人宣布罢工。6月23日，广东各界举行了声讨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下午2时40分，当岭南大学、坤维女子师范学校、圣心书院、执信和广州二校及黄埔军校等学生队伍行进到沙基时，沙面西桥旁的域多利酒店上一名外国人首先用手枪向游行队伍打响第一枪，已经处于戒备状态的沙面内西桥脚的英法军队立即赢机枪向沙基扫射，游行队伍走避不及，当场死亡多人，造成了“沙基惨案”。惨案发生后，罢工运动迅猛发展，到6月底，参加罢工的香港、沙面和广州各洋行的工人达到25万人之众。在省港大罢工中，为了将工人有序地组织起来，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成立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为罢工的最高议事机关，在代表大会之下，由全国总工会、全港工团联合会和沙面洋务工人罢工委员会推举的13名代表组成省港罢工委员会，作为领导罢工的执行机关。罢工委员会下设干事局、法制局、会审处，出版《工人之路》特号，兴办工人宿舍、食堂、宣传学校和医院等，并建立了2000多人组成的工人纠察队，负责封锁香港和维持罢工秩序。省港罢工的这套组织机构，在团结工人长期坚持罢工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这次罢工从1925年6月开始，到1926年10月以胜利结束，坚持了16个月之久，既给当时的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也给了广东革命政权以有力支持，为随后的北伐战争准备了舆论声势。

    1926年5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502人，代表全国699个工会组织，124万会员。英、俄、法、德、美、日等国的工会代表也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职工运动总策略决议案》等12个报告和决议案。这次大会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强调中国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阶级，提出了工人阶级当时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组织，切实联合农民、小商人、学生及社会上一切国民民众，督促、援助广东国民政府北伐，消灭封建军阀，以期早日完成国民革命，统一中国。大会发表了《为促进北伐向国民政府请愿书》，要求国民政府出师北伐。1926年6月5日，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之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了《对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宣言》，号召工人参加和支援北伐战争，提出在国民革命军胜利的地方，启封被反赤军封闭的工会，释放被捕工人领袖，恢复被通缉和失业工友的工作，使以前罢工胜利的条件得以履行，被惨杀死伤的工友得到抚恤和救济。在政治上，要求颁布保护劳工的劳动法，发展工人运动的工会条例，要求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自由。《对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宣言》为工会运动在北伐战争中的蓬勃发展提出了方针、策略，同时也为各地革命工会充分利用北伐战争的历史机遇来发展工人运动，及时提供了指导。随着北伐军的北上，中国工人运动也一路向北。在两湖地区，北伐军进入湖南后，拥有十多万会员的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发动全省工人，为北伐军带路、送信、收集情报、运输等。在醴陵、长沙、平江、岳阳等战役中，工农群众则直接参加了战斗。在湖北，当北伐军攻打武汉时，工人则在内部予以配合，汉阳兵工厂工人举行罢工，铁路工人组织破坏队，牵制军阀的行动。在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持与配合下，北伐军所向披靡，在不到半年时间里，打败了吴佩孚，赶走了孙传芳，占领了半个中国。

    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从广东迁到武汉，中华全国总工会1月18日发表告全国各工会书，宣布北迁武汉，在广州设办事处，并于2月初迁到汉口。2月20日到26日，全国总工会在汉口召开执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全国工人阶级目前行动总纲》等决议案。随着国民政府和全国总工会由广州迁往武汉，武汉成为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在此期间，中国工人阶级还创造了一个伟大壮举，胜利开展了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也是大革命高潮中工人运动取得的突出成就。

    武装起义是工人运动的最高形式，从1926年10月到1927年3月，上海工人在中共上海区委和上海总工会的领导下，为响应北伐军先后进行了三次武装起义。第三次武装起义是在北伐军兵临城下、驻守军阀已经完全丧失斗志的条件下发动的。上海工人在中共的领导下，汲取了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充分发动群众，组织了5000人的工人纠察队，80万工人参加了总同盟罢工。1927年2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成立了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北伐军将领在内的上海特别市临时委员会，准备正式建立上海市市民政府。上海总工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发展到502个，会员总数达82万余人，把大革命高潮中的工人运动推向了巅峰。（中国工运研究所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