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诞生

    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明确规定党成立后的中心工作是领导、组织和推进工人运动，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强调“党在工会中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这一决议的制定和贯彻，使中国工人运动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思想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指导，使工人阶级、工运干部的政治觉悟、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不断提高。在组织上，针对行帮会党普遍存在的事实，明确提出组建各种产业工人工会，强调党对工会的领导和独立进取的政策，以避免工会所发动的政治斗争与党的纲领不相符合。在策略和行动上，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分析当时社会的性质，民族、阶级的矛盾特点和革命发展的趋势，并据此制定与完善工运的方针、任务和策略，保证了工人阶级对国内外敌人斗争目标明确、进退有据和行动上的一致。

    当时政治环境迫使中国共产党只能进行秘密活动。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提议下，决定成立一个公开的指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工作机构，后将这个组织定名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系由日语借用引入，日语“劳动组合”即工会之意，“书记部”是秘书处之意）。1921年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正式挂牌办公，并出版了机关报《劳动周刊》，在“发刊词”中明确表示，要“本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逐渐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和领导者，并陆续在北京、汉口、长沙、广州、济南设立了分部。

    1922年5月1日至6日，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邀请全国各地各党派工会团体，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在广州河南机器维持会召开。参加大会的代表共162人，代表12个城市、100多个工会组织、27万多名会员[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8页。].代表中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无政府主义者等等。大会顺利通过了十个决议案，其中，《八小时工作制案》、《罢工援助案》和《工会组织原则案》都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代表提出来的。会议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之前，各地工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

    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中国出现了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次罢工高潮。1922年1月12日爆发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是这次全国性罢工高潮的起点。在香港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组织领导下，从1921年9月至1922年1月，曾三次向轮船资本家提出增加工资等条件，但始终未得到答复。海员们于1922年1月12日下午5时开始举行罢工，人数多达3万余人。同时，海员工会领导罢工工人封锁香港，断绝粮食及日用品供应，动员10万工人离港回到广州，使123艘轮船被迫停驶，市内交通中断，生产停顿，商店关门，香港变成了一个“死港”。2月1日，香港政府出动军警，封闭海员工会，逮捕罢工领导人，并将火炮对准海员工会，抢走海员工会的匾牌。3月4日，几千名罢工工人成群结队，携家带小，离开香港步行回广州，当行进到九龙沙田时，遭到英国军警的射击，打死6人，打伤几百人，造成了举国震惊的“沙田惨案”。这一残暴野蛮行径激起了工人们更猛烈的怒火，罢工势头更加强大。工人们团结一致毫不妥协的态度显现了巨大的力量，束手无策的香港当局不得不向工人让步，3月8日，香港当局取消了封闭海员工会的命令，送回工会匾牌，释放了被捕工人，增加海员工资一成半至三成，抚恤沙田死难者的家属1000元。至此，历时56天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了胜利。

    在华中地区声势和影响更大的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2年5月1日，在时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的领导下，安源路矿工人成立了工人俱乐部。俱乐部初建时有会员300人，后发展到700多人。1922年9月11日，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领导工人俱乐部向路矿当局提出保护俱乐部、发清积欠工人工资等3项条件。路矿当局不予答复，9月14日工人俱乐部组织安源路矿1.7万名工人举行了大罢工，提出了增加工资、废除把头制、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的权利以及改善工人生活待遇等17条要求。为了扼杀罢工运动，路矿当局采取了拉拢、企图暗杀罢工总指挥李立三等各种手段，同时出动军警包围工人俱乐部，并与工人发生激烈冲突。最后，通过工人全权代表刘少奇、蒋先云等到戒严司令部谈判，路矿当局被迫答应罢工宣言中提出的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的权利、增加工资等13项条件。罢工取得胜利后，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会员发展到1.3万人，组织也进一步走向正规和严密，工人夜校等也有了很大发展。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斗争由于方针策略得当，组织严密，万众一心，从而取得了“未伤一人，未败一事”的圆满胜利，成为当时罢工斗争的典范。

    京汉铁路大罢工是这次全国性罢工高潮的顶点，也是它的暂时谢幕。京汉铁路工人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具体指导下，先后建立了全路沿线长辛店、郑州、江岸等16个工会组织。为了更好地团结起来进行斗争，1922年4月至1923年1月，各工会组织商议决定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但是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武力干涉，引发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3年2月4日中午12时，全路3万多工人举行同盟大罢工，全路所有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驶，1200多公里的京汉铁路交通线陷入瘫痪状态。1923年2月7日，在京汉铁路大罢工如火如荼之际，吴佩孚调动两万多军警，在长辛店、汉口、江岸和郑州等地，对罢工进行了残酷镇压，造成中国工运史上最悲壮的“二七”惨案。其中壮烈牺牲的烈士共有52人，受伤者达300多人，百余人被捕入狱，千余人被迫流亡。其中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著名劳工律师、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施洋等为工运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的工会大多数遭到破坏或被迫转入地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也被查封，从北京秘密迁往上海。

    “二七”惨案深刻、生动地教育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它使党认识到在帝国主义与军阀的严酷统治下，单凭工人阶级是很难取得革命的胜利，工人运动要蓬勃发展，必须寻找同盟军，必须联合一切革命阶级开展武装斗争。因此，1923年6月，中共三大决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在共产国际与苏俄政府的帮助下，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标志着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这次会议上，孙中山宣布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时还制定了新的、进步的劳工政策：“制定劳动法，改良劳工之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同年11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政府名义颁布的工会法规——《工会条例》由孙中山亲自颁布，它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和言论、出版、罢工等自由。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打破“二七”惨案以来的沉闷局面创造了条件。共产党人利用在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工农部担任领导职务的合法、半合法身份，积极恢复和发展工人运动。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转机，并很快走出低潮，呈复兴之势。国共合作之后，国民政府管辖的广东地区工会工作迅即得到有声有色的开展，如组织整理了原先派系分歧很大的工会，先后成立了广州工会联合会、中共广东区委工人运动委员会。在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被封闭的铁路工会很快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京汉路、京奉路、京绥路等工会组织相继恢复，1924年2月7日，在“二七”惨案一周年纪念日，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在北京秘密召开，宣告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全国其他地区各行各业的工人运动也陆续开始复苏，并彼此呼应，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势头。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强调在逐渐高涨起来的民族革命中，工人要有独立的阶级组织，成立工会以赞助国民革命运动。中共四大的决议推动了组建全国性工会组织运动的发展。

    1925年5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和广州工人代表会等当时最大的4个产业和地方工会联合发起，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宣告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并通过了30多个决议案，其中主要有《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决议案》、《经济斗争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工农联合决议案》、《铲除工贼决议案》、《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决议案》等。大会通过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中总纲规定：本会以团结全国工人，图谋工人福利为宗旨。大会还决定中华全国总工会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对于即将到来的规模更加空前的工运高潮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