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州领导干部总动员：

　　人人都要和困难职工结“亲”

　　“自1998年这项工作启动以来，迄今先后多任州委书记、州长高度重视，带头结对帮扶，州总迄今有三任主席坚持不懈抓落实，推动了领导干部结对帮扶助力困难职工工作的落地见效。”

　　20年“一对一”的帮扶可谓硕果累累，红河州职工服务中心主任蒋顺法随手从电脑里调出一份资料：

　　“2017年，我们州厅级以上干部，州级各单位主要领导、县级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共计584人，入户看望结对帮扶户795人次，累计投入资金58.89万元，通过物质和资金帮扶、政策帮扶、技能和项目帮扶、就业帮扶等多种帮扶形式，结对帮扶的529户贫困职工，122户成功解困。”

　　“其中，仅州级就有36名厅级干部、62个州级部门主要领导‘一对一’结对帮扶困难职工，每年送去帮扶金及物资共计折合人民币约 27.38万元；县、市科级以上领导干部近1000人，采取‘部门一帮多，领导一对一’的方式，结对帮扶困难职工，每年送去帮扶金及物资共计折合人民币约35.29万元。”

　　蒋顺法还捎带提供了各县市不完全的领导干部结对帮扶困难职工情况：

　　个旧：2018年结对帮扶涉及单位20家，其中厅级领导4位，处级领导16位，帮扶困难职工20户。

　　红河县：据2017年统计结果显示，红河县领导结对帮扶涉及全县16家单位，帮扶领导干部共计39人。

　　元阳县：2017年领导干部“挂包帮”结对困难职工377名，主要以任实职的70个县级部门副科级以上377名（其中处级35名）领导干部结对“挂包帮”。到2018年领导干部结对“挂包帮”困难职工222名。由县级61个部门任实职的副科级以上222名（其中处级26名）领导干部结对“挂包帮”困难职工。

　　建水县：目前有县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县工业园区、临安镇的31名县级领导，帮扶的困难职工31名。

　　蒙自市：州级结对帮扶单位有5家，州级结对帮扶领导有3人，市级结对帮扶领导有34人，市级结对帮扶单位有54家。

　　石屏县：自开展领导干部结对帮扶困难职工（农民工）以来，州县两级单位（部门）对困难职工共结成帮扶对子37对，其中州级7对，县级30对。结对领导干部中，副厅级领导2人，县处级（含副县级）35人，涉及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及部分州级行政部门共6个单位。

　　弥勒市：2018年初，弥勒市共有38名各级领导干部结对帮扶生活困难职工户，其中厅级领导结对帮扶户2户，州级部门结对帮扶户5户，市级领导结对帮扶户31户。

　　屏边县：35名处级干部结对35户困难职工，涉及县委、政府、人大、政协、纪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公安局、检察院、发源、人武部12家单位。

　　必须说明的是，这些数据并不是全州所有各级领导干部“一对一”帮扶困难职工的全貌。

　　对于红河州早在20年前就已然形成并相当完善的领导干部“一对一”结对帮扶困难职工的行为，作为从基层一步一步踏实稳健走到州政协、州人大领导岗位的工会主席，普菊红的体会比一般人深刻得多，她觉得，“一对一结对帮扶困难职工”这句话中的那个“结对”的“对”字应当改为“亲”字，“应该是‘一对一结亲帮扶’，领导干部和困难职工如果彼此不当作亲人，谁有内生动力能做到这个程度？领导干部不把困难职工当自己的亲人，仅仅靠行政命令能做这么好？能一做就是20年？”

　　面对普菊红的这一串反问，没人能否定。

　　清末民初的大学者王国维在评价古人“红杏枝头春意闹”这7字佳句时说，作者“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同理，由结“对”而结“亲”，一字之差，一字之易，红河州党政工各级领导干部的人品“境界”于斯炳焕。

　　“结亲帮扶”的制度设计：

　　自然而有机地密切干群关系

　　20年“一对一”结对帮扶困难职工的过程相对算漫长，此过程中，这项工作的一大特色是，它在不停地深度化、升华化、广泛化、实在化。

　　比如，从一开始的“输血”性帮扶，逐渐发展为“造血”性帮扶就是基于上述“深度化、升华化、广泛化、实在化”的一个成功转变。

　　“我觉得，从一开始，从全总开始的上级工会把工会对困难职工的救助定义为‘帮扶’非常好，”普菊红对“帮扶”的概念有着自己独到的解读，“按我的理解，‘帮扶’两个字很生动形象，工会组织作为客体，对作为主体的困难职工只能是‘帮忙’式的援助和‘搀扶’式的扶助，就像他脚崴了搀着他走一段一样，最终还得靠困难职工自己‘走’，而且在他‘艰于行走’的过程中，也主要靠他内生动力驱使之下的自主努力。”

　　“所以，我们根据自己贫困结对户情况，各级领导认真地分析研究，在引导和推进帮扶工作深化的同时，逐步推行了4个‘转变’：重点实现由生活帮向就业帮转变；从‘输血’帮向‘造血’帮扶转变；从建立短效机制向长效机制转变；从治标向治本转变。”

　　“领导结对帮扶的一大优势就是，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得天独厚的资源，可以充分整合利用到对困难职工的帮扶中，”普菊红如此梳理“输血”与“造血”思路的演进过程，“从帮扶对象所面临的最困难、最迫切、最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入手，要主动协助帮扶对象与相关部门联系，向他们提供就业、就学、就医等优惠政策的信息，帮助他们理清脱贫思路，并通过‘六送’，即送观念、送政策、送技能、送信息、送岗位、送资金，切实为帮扶对象解决实际困难。”

　　这“六送”里有一个“梗”需要指出——“送资金”反而是最末的一项，这就是红河州党政工领导的对送“渔”（捕鱼、养鱼的技能）与送“鱼”（一食即尽的现成品）的制度安排妙着。

　　当然，红河州领导干部“一对一”帮扶困难职工还有含义更加深刻，意义和价值更大的另一面。

　　据州总工会分管援助中心的副主席杨春锡介绍，按照红河州关于领导干部“一对一”结对帮扶困难职工的硬性要求，“厅级领导、州级单位主要领导联系帮扶困难职工不少于1人；厅级领导、州级单位主要领导每年至少两次上门与挂钩帮扶困难职工见面，了解掌握情况，并根据每户实际困难，制订出具体帮扶计划，采取相应的帮扶措施；每年3月和11月向州领导干部联系职工生活困难户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红河州领导干部结对帮扶困难职工情况统计表》；结对单位主要领导岗位发生变动时，由新任领导或以单位名义继续实施帮扶，直至帮扶职工解困脱贫；州领导干部联系职工生活困难户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帮扶情况进行收集整理后，及时上报州委分管领导。”

　　杨春锡认为，不仅如此，为了确保上述硬规可操作、可追溯、可问责、可考核，红河州还有如下细腻缜密的要求：

　　“各级各部门结对帮扶领导干部亲自上门走访挂钩联系的困难职工，面对面了解困难职工遇到的难题和诉求，再加上电话询问、微信交流等方式，做到‘三访’：定期走访、节日必访、特殊情况及时访；

　　心贴心地与帮扶对象进行沟通联系，深入了解掌握‘亲戚们’的实际需求，达到‘四清’：家庭成员清、困难程度清、思想状况清、帮扶措施清。

　　结合自身资源力量，对困难职工生病住院、遭遇灾难、子女入学、工资欠薪、劳动关系纠纷等情况及时提供帮助，实打实地帮助困难职工解决难事、实事，使困难职工需求与领导干部帮扶施策形成‘无缝对接’。”

　　这些规定之下，领导干部与职工群众“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就不是来自上级的硬性要求，而是题中应有之义。

　　“结对帮扶本身就是一个困难职工和领导干部双向交流的过程，不仅让困难职工有机会直面领导表达诉求，更深切地感受党和政府的关怀、重视，更加直接地了解我们的干部，也使领导干部亲身感受到了困难职工的难处和痛点，密切了干群联系。” 杜磊说，“目前，全州构建起了以‘五级网络’为依托，以困难职工需求为导向，以结对帮扶为手段，‘线上’‘线下’相统一、互为补充的困难职工帮扶网，推动‘结对认亲’活动持续深入开展，使9918户困难职工家庭，都有单位部门帮、都有‘亲戚’可认。”

　　在此情况下，红河州的领导干部“一对一”帮扶困难职工就不是一项简单的“经济”视角的工作，而必须把它从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恢复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以及“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政治”角度来审视。

　　换句话说，红河州领导干部“一对一”帮扶困难职工的举措，表现形式为助力困难职工解困脱困，似乎是一个“经济”行为，而究其实质，它是一个十分典范的“政治”行为。

　　它的深刻度在于，早在20年前，红河州党政工领导就通过帮扶困难职工的制度设计，自然而有机地把密切干部队伍与职工群众的血肉联系，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在顺其自然中，在不知不觉中，加强了干部队伍的建设。

　　这，何尝又不是前述“精准”提前量之外的再一个“提前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