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困难职工解困脱困过程中的“红河经验”-工会-中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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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 震 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

我们把这条嫣然的河变成有温度的斑斓暖流

寻访困难职工解困脱困过程中的“红河经验”

2018-10-11 07:45:30

红河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州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普菊红(左一)慰问生病困难职工

领导干部入户看望访问结对帮扶的困难职工

红河州工会干部进入困难职工家庭通过“望闻问切”就其困难状况进行精准识别

工会干部深入困难职工白舒家了解红河困难职工解困脱困情况

  红河州2018年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会议召开,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州总党组书记、主席普菊红(主席台右二),州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杜磊(主席台左二),州总副主席杨春锡(主席台右一)出席

  红河,山温水暖。

  从大理巍山发源的红河,由北向南,一路蜿蜒,流经红河州,出境奔赴越南,最后注入太平洋。

  这是唯一发源于云南的国际河流。

  “红河”作为一个地理性名词,是云南地名中内含和外延最有伸缩性的词汇——

  它既是一个县名,也是州名,还是一条河流的名字,从地理区域来说,更是一片面积广袤达32930平方公里的土地和460万勤劳朴实厚道的、以彝族哈尼族为代表的10个世居民族的别称。

  无论作为河流,还是作为山脉、土地,抑或斑斓多姿的各族民众,“红河”以她的嫣红和温馨,呈现了鲜丽的色彩和暖心润肺的体温。

  而在这些绚烂的色彩和火辣辣的温度中,有一抹“工会暖色”和“工会温情”令人为之销魂。

  这一抹“工会暖色”和“工会温情”主要包括:

  党政领导20年“一对一”结对帮扶;“五级网络”15年持续纵横发力;各级工会依托政府管理大数据的同时坚持深入职工群众调查研究以实现精准识别——

  这就是红河州各级工会在党委领导下,在州总工会领导下,集中力量助力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的成功经验。

  和各地许多精彩纷呈的举措相比,红河州总工会的做法,在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的同时,又将优良传统工作范式、体制优势的所有有利元素叠加到了为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伟业之中。

  2017年3月1日,红河州尚有国家级建档立卡的城市困难职工家庭9918户,涉及困难人口24795人,经过17个月的努力,截至2018年7月31日,这两组数据分别锐减为3576户和9521人。

  “全州党政领导从1998年就开始的和困难职工‘一对一’结对帮扶、2003年工会所开始构建的帮扶困难职工‘五级网络’以及全州各级工会创新工作方式的多种形式的精准识别,是17个月工作就使困难职工户数锐减6342户,困难职工人口锐减15274人,占比分别高达64%和61%的3个关键因素。”红河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州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普菊红说:“这17个月的背后,是全州党政工举全州之力,20年来长期努力积累的结果。”

  “一对一”结对帮扶:精准作用于困难职工的“痛点”

  关爱困难职工:

  红河州党政领导20年“一对一”结对帮扶

  泸西县下岗达18年的牟女士很不幸。

  “牟女士是红河州泸西县制鞋厂的下岗职工,她从2000年下岗失业以来靠打零工维持生计,2014年7月又离了婚。”泸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总工会主席平原说,“目前在酒吧打扫卫生,她和她儿子小张靠她每月挣1200元,以及母子俩每月710元的低保过日子,她儿子在读大学,每年的生活费、学费开支很大,她的日子艰难。”

  但牟女士又是幸运的。

  基于她的特别困难,县总把她家作为州委领导结对帮扶的对象推荐给了州委书记姚国华。

  州级党政人大政协四套班子中,姚国华不是第一个、更不是唯一结对帮扶困难职工的州级领导。

  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州总工会主席普菊红结对帮扶困难职工的历史也是20年,她现在结对帮扶的困难职工是开远市的施女士。

  施女士自1992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是打临时工,无单位,2007年又和丈夫仳离,2013年起在开远市一个街道办事处工作,属临时聘用人员,月收入1600元,她是住廉租房的低保户,家里就她和女儿两人,加上低保金,母女俩全年总收入26400元,月人均收入1100元。

  女儿小金,2017年考上云南警官学院在读。

  “我前夫也是下岗职工,无能力支付孩子抚养费,女儿由我独自抚养。我属于肢体残疾且患有慢性病甲亢,至今未痊愈,仍需继续吃药和复查,独自供养女儿上大学,平时生活靠打工和低保金维持。”

  在此之前,普菊红结对帮扶的是原开远市轻工食品厂职工武师傅一家。

  “武师傅夫妻俩在同一企业,2006年6月双双下岗。2013年9月,经过程序,他与我们州总普主席结成帮扶对子,”开远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李谷说,“其间,得到了普主席的大力关怀与帮助。2017年6月女儿小武从云南大学毕业,现在一家中学当老师,老武他妻子已正式退休,每月有退休金1130元,他本人在一家饲料厂上班,一家三口现均有稳定的生活来源,家庭生活状况有了很大改善。”

  经过普菊红整整4年的结对帮扶,老武日子好过了。

  李谷说,2017年9月,“根据他本人提出,希望与普主席解除结对帮扶,把名额让给更需要的困难职工。”

  这个过程中,老武在大学读书的女儿曾饱含激情地给普菊红写了一封信,向“尊敬的普阿姨”表达了深切的谢意,同时向她报告了自己在大学的成长历程,令“普阿姨”感喟不已。

  类似例子数不胜数。

  个旧市下岗困难职工杨师傅,其女儿小杨作为2013年红河州文科状元被北京大学录取,却因学费难题一筹莫展时,得到了领导结对帮扶,经过三任州长连续5年的接力帮扶,小杨顺利完成了学业,后又考上北大的研究生。

  上述例子均为近五六年的,其实,红河州许多各级领导干部做这项工作的动人之处可以追溯到20年前乃至更早。

  不少动人的故事,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泛黄,比如有一个例子不仅鲜为人知,而且似乎已经滑入了历史的幽深处……

  原红河州建筑二公司困难职工沈女士,丈夫因公亡故,她本人农转非顶职进入公司成为职工,当时月薪仅310元,这点钱,她要赡养年迈父母和公婆,还要供一双儿女念书,1997年8月,一双儿女分别考上大、中专院校,高昂的学费几乎把沈女士击倒。

  由于一个机缘,时任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来看望她,资助她5000元,立即纾解了她的燃眉之急。

  接着,正好遇到红河州领导干部“一对一”帮扶困难职工的契机,当时《红河日报》社的主编曾泽鑫成为联系帮扶沈女士的责任人,“给予学费及物资上的帮助,一直帮助到其儿女完成了学业,都参加工作,生活有了好转。”

  如是者不胜枚举。

  自1998年由州总工会提出并征得州委、州政府、州人大、州政协四套班子领导同意,红河州就正式而广泛地开启了领导干部和困难职工“一对一”结对帮扶的历史。

  “精准帮扶”的概念勃兴于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发布以后,这个概念的要害在于强调了有限资源的高质、高效利用,用一句早已熟悉的民谚说,所谓“精准帮扶”的意思就是“好钢用在刀刃上”。

  而对于红河州党委、政府以及工会来说,“精准帮扶”这个概念所赋予的含义,亦即领导干部“一对一”结亲帮扶困难职工,早在距今整20年前的1998年就在全州推行了。

  “困难职工”作为帮扶的目标,是一个“变量”,对“他”的预判十分重要,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红河州总就凭工作经验发现,一方面,基于资源的有限性,如何实现“扶真贫、真扶贫”是一个大问题;另外一方面,各级工会通过各级党委、政府自上而下一以贯之,用各种方式、手段组织、调动各级领导干部参与困难职工的帮扶工作,无论对于受帮扶的困难职工,还是对于实施帮扶行为的领导干部,均“善”莫大焉。

  在此情况下,领导干部“一对一”结对帮扶困难职工的想法就日益成熟了。

  而且,由于是“结亲”形式的进家入户般的“一对一”的帮扶,“精准施策”“精准帮扶”的“精准”问题迎刃而解。

  令人惊异的是,红河州党政工实施这个行动在今天全国农村脱贫攻坚、城镇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的大背景衬托下,在“精准”的要害问题上,它被证明竟然有20年的“提前量”!

  州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杜磊说,“早在1998年,基于国企改制,红河州职工困难面日益扩大,而政府和工会资源比今日更为有限的实情,当时的州总领导就想出了全州县级领导分别对困难职工实行‘一(人)对一(户)’结对帮扶的对策,后来报经州委、政府同意,在全州推行这一方案。”

  他说,“我认为这个方案的创新亮点有3个,一个是,强调帮扶的精准性,不会出现‘其所帮非其人’的低级错误;再一个是,领导干部只帮扶一户困难职工,而不是多户;第三是,强调帮扶的完整性和一致性,被帮扶的困难职工不脱困,该领导的帮扶不得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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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工网--《工人日报》
编辑:葛文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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