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起抗争

　　1923年1月5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三次筹备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认为建立总工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2月1日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1月底，各地代表数百人陆续到达郑州。正当即将开会之时，1月28日，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率领警察多人，到总工会筹备处宣布吴佩孚的电令，禁止铁路工人于2月1日在郑州举行大会。次日，吴佩孚从洛阳电令郑州驻军师长靳云鹗对铁路工会活动实行监视，不准工人举行集会。此时的吴佩孚已经掌握了北京政权，其势力扩展到中国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开始了武力统一中国的行动。京汉路的收入是吴佩孚军费的重要来源之一，京汉工人的斗争直接威胁着他的利益；京汉铁路又是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动脉，京汉路工人运动的高涨，必然影响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所以，他们操纵军阀代表吴佩孚开始向工人进攻了。

　　面对军阀的镇压，领导京汉路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和各地工人代表并没有退缩。1月30日，共产党员李震瀛、史文彬、李焕章及工人代表凌楚藩、杨德甫等代表全体工人到洛阳面见吴佩孚，提出：根据约法和吴佩孚1921年的政治主张，京汉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是合法的，吴非但不能禁止，而且应给以保护。但吴佩孚仍坚持反对大会的召开并以武力相威胁。代表们回郑州将吴的态度告诉全体工人代表后，工人们无比愤怒，一致同意冲破一切阻力，按时召开大会。2月1日清晨，京汉铁路各站区和兄弟铁路的代表430多人和郑州铁路工人1000多人抬着各地赠送的匾额整队向会场进发。沿途军警荷枪实弹，关卡层层，妄图阻止大会的召开。双方相持数小时，工人代表终于不顾敌人刺刀、棍棒的威胁，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拦，进入普乐园会场。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秘书李震瀛登上讲台，高声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了。这时，军警已层层包围了会场，会议代表很快被驱散，各地工会赠送的匾额被捣毁。旅馆、饭馆、总工会办公的地方等到处都住满了军警。他们逼迫工人离开郑州，工人代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京汉路是党的力量比较强，工人运动开展比较好的地方。成立大会上与军阀发生冲突后，党在京汉路的主要领导人及时召集会议，决定把总工会的临时办公处迁至汉口江岸，在京汉铁路总工会的领导下进行全路总同盟罢工，抗议吴佩孚的镇压。李震瀛、杨德甫等主要领导人在江岸指挥全局；高斌、姜海士、刘文松在郑州，吴汝铭、史文彬、洪尹福在长辛店，林祥谦、罗海城、曾玉良在江岸执行总工会的命令。信阳负责的是分工会委员长胡传道和副委员长、共产党员徐宽，新乡负责人是分工会委员长杜石卿，彰德负责人是分工会会长、共产党员戴清屏。2月4日，总工会一声令下，全路开始了大罢工，京汉路变成了一条僵死的长蛇。总工会发表宣言，提出了五项条件：（一）要求交通部撤革京汉路局长赵继贤和南段段长；要求吴、靳（云鹗）及豫省当局撤革查办黄殿辰。（二）要求路局赔偿成立大会之损失6000元。（三）要求郑州地方长官将所有当日被军警扣留之一切匾额礼物，军队奏乐送还总工会郑州会所。所有占领郑州分会之军队立即撤退。郑州分会匾额重新挂起，一切会中损失由郑州分会开单索价，并由郑州地方长官向总工会道歉。（四）要求星期日休息，并照发工资。（五）要求阴历年放假一星期，并照发工资。

　　在党组织和总工会的领导下，罢工有秩序地进行。罢工工人向旅客散发传单，说明工人的自由权被摧残，不得已而罢工，取得旅客的同情和支持；向全国各界揭露吴佩孚等反动军阀的罪行。工人内部的组织也十分整齐严密，“因为全路工人自司机、升火，以至小工，无有不是工会会员的。各会员听命于各分会，各分会听命于总工会，秩序井然。维持秩序，则有全路各分会素有训练之纠察队；刺探消息，则有罢工期内各分会临时组织的调查队。”

　　罢工爆发后，吴佩孚、萧耀南、曹锟、赵继贤等反动军阀在英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往返电商，密谋策划，血腥镇压罢工工人。4日，敌人采用高压手段，强迫复工。5日在郑州逮捕了郑州铁路工会委员长高斌和姜海士、刘文松、王宗培、钱能贵等人，对他们软硬兼施、威胁利诱甚至严刑拷打，威迫他们开车复工。他们始终坚持“非得有总工会命令，不能开车”。高斌惨遭酷刑，不久牺牲。信阳分工会委员胡传道面对敌人的残酷迫害，不屈不挠，拒不复工。7日，吴佩孚对京汉全路罢工工人实行了大规模的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在河南，郑州有6人被捕，1人被迫害致死，300多人被开除。彰德信阳、新乡等处都有被杀的。广大工人受到迫害，郑州党组织也被破坏。在河南领导工运的党的负责人李震瀛、赵子健、徐宽、姚作堂、戴清屏、解长春等被迫离去，工人在斗争中争得的权益全部被剥夺，工会全部被封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