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河南的司广涛，到浙江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已经8年了。东北、河北、广东……在来织里以前，他曾辗转这些地方打工。如今，曾经的缝纫车工已成为这里一家企业的车间主任。妻子也和他在同一家企业上班，目前他俩正考虑在织里买房，“想安稳下来”。

　　“这里干什么都方便，本地人不排外，工作气氛也很好。”谈到在织里的日子，司广涛笑着说。

　　在织里，有很多和司广涛一样的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着不同的经历，但如今有着相同的身份——“新织里人”。为何他们对织里如此认可？或许可以从“和谐”二字中找到答案。

　　“4+N”一站式调解纠纷

　　织里，位于太湖之滨。这个曾经的穷地方，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最初的小作坊，到如今坐拥中国童装市场半壁江山的产业集群，织里让无数人的致富梦变成了现实。

　　然而，这个最初仅一条街、3000人的江南小镇，如今常住人口超过45万，其中35万是外来人口。劳动关系双方的纠纷、新老织里人的矛盾，是避不开的话题。

　　说起过去的织里，干了10多年工会工作的织里镇总工会副主席姚玲芬深有感触。

　　“以前，要是老板跑路了，一点办法都没有。工人们要挣钱，不可能耗在这里。怎么办？当地只能把工厂机器卖掉，工人们继续上路。”姚玲芬说。

　　2003年，浙江提出“八八战略”，要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为织里进一步腾飞提供了机遇。在机遇面前，如何解决矛盾与纠纷，考验着织里人的智慧。

　　织里人开始了对“和谐”二字的探索。于是，“一站式”调解应运而生。所谓“一站式”调解，是依托矛盾纠纷调解中心，采用“4+N”的工作机制，整合公安、工会、劳动保障等部门资源，实现矛盾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

　　8月23日中午，织里镇织南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主任姚明海刚送走了来调解劳动纠纷的两个人。

　　“这个‘老板’是工人出身，后来自己开了厂。”姚明海告诉记者，“老板”用9500元一个月的工资招了个工人，没想到才干了不到两个月，工人就做坏了衣服。

　　“‘老板’损失不小。工人也不想干了，要结工资走人。‘老板’却要让工人承担至少40%的损失。”姚明海说。

　　姚明海介绍，按照《劳动法》规定，这种情况最多对该员工处以该工件20%价值的处罚，而且处罚不得高于员工当月工资的20%。于是他联合调解中心内公安、劳动保障部门，以及法律援助律师一起忙了一上午，让两人消了气，也拿出了初步解决方案。

　　“以前发生这样的劳动纠纷，往往选择报警处理，然后再由公安部门移送到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调解不了的还要上交劳动仲裁部门进行仲裁，过程繁琐、效率低。”姚明海说，“现在不出调解中心就可以‘一站式’调解，提高了效率，更化解了矛盾。”

　　构建和谐，工会在行动

　　“如今遇到困难，工会组织第一时间就给予帮助，真是太感激了……”日前，织里镇职工沈合丽接过晟舍街道片区工会干部送来的3000元救助金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规模小、职工流动性强的企业，职工权益有效保障是道难题。”姚玲芬对记者说。

　　2014年起，织里镇总工会不断探索基层工会改革新路，在6个街道建立片区工会，形成了镇总工会，片区工会，企业、村、社区工会构成的“小三级”工会组织网络，发挥对上分流减负、对下分类指导的作用。

　　与此同时，近年来，织里镇总工会把企业普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作为维护职工权益、促进企业发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举措。针对织里镇产业结构复杂、企业规模小、职工流动性强等特点，镇总工会不断创新思路、突破瓶颈，逐步建立了符合企业、行业、产业特点的个性化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目前，工资集体协议覆盖织里镇各类企业207家，占建会企业的91%，其中规模以上企业签订率达到100%。

　　“织里的很多童装企业，是一个工人独立制作一件衣服，最后按件计工资。”姚玲芬告诉记者，这给工资集体协商造成了不便。因为每件衣服款式不同，难度也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我们实行‘一款一价’定工价。”姚玲芬告诉记者 ，比如，浙江米皇羊绒股份公司年初由全体职工选定职工代表，每当更换款式需要调整工价前，由公司工会组织企业方与职工代表召开工资集体协商会议，通过平等协商确定新生产服装款式工价，并由企业经过3日公示，无异议的，该价格即为该生产款式工价。

　　“该企业现在基本实现了工资月月谈、季季涨，职工满意度、幸福感不断提升，企业劳动关系越来越和谐。”姚玲芬说。